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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戎朝在接受律新社调研时表示，鉴于此次立法突破，建议法律从业者积极跟进立法动态，深入研究国内外相关法律制度及法治理念，把握体育法律领域的发展机遇。其团队目前承办的重大案件多涉及体育法实务及体育版权商业价值领域，尤其在赛事标识、数据权益等专业方向积累了丰富经验。戎朝认为，该专业领域虽涉及细分市场规模，但该领域是体育产业核心价值之所在，属于高价值知识产权。未来知识产权案件的发展方向，将趋向于新类型前沿案件、高价值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处理，我团队已逐步调整业务重心，专注承办具有行业影响力的大案要案，顺应当前法律服务市场的发展趋势。

　　2023年2月11日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体育仲裁制度的正式确立。作为全国唯一的专门处理体育领域纠纷的仲裁机构，其独立性和专业性为体育纠纷的解决提供了有力保障。该委员会由国家体育总局依法设立，委员构成广泛，涵盖了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的负责，以及长期从事体育法律研究的权威专家和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等体育工作者代表。这种多元化的委员构成，既保证了仲裁机构在法律层面的专业性，又充分考虑了体育行业的特殊性，使其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处理各类体育纠纷。

　　兰迪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冰在接受律新社调研时表示，此次修订前，体育仲裁制度尚属空白。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于2023年2月11日正式成立，运行至今已逾两年。可以说，正是基于《体育法》的修改，才建立了这一体育仲裁制度。此前，《体育法》中并无体育仲裁的相关规定，这曾导致实践中面临困境。具体而言，在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成立之前——即两年前尚未设立该机构时——相关争议案件由中国足协或中国篮协进行裁决。然而，这些协会并非法定仲裁机构，其所作裁决无法获得法院认可。若当事人持足协或篮协的裁决结果向法院申请承认或执行，法院将不予认可，因该裁决被视为非法定仲裁机构作出。因此，裁决的执行只能依赖纪律处罚手段。所谓纪律处罚，即当俱乐部或运动员拒不执行裁决时，足协或篮协可对其施以处罚，例如警告、禁赛等。在此压力之下，当事人或可能履行裁决，其执行更多依赖于纪律处罚程序。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的设立有效解决了这一问题，其裁决效力与民商事仲裁委员会的裁决等同，当事人可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此乃此次修法带来的最为显著的积极变化，当然《体育法》修订还包含其他内容。

　　然而，体育仲裁与《仲裁法》的衔接问题仍需进一步明确。在实践中，需要明确仲裁协议的有效性要件，以确保体育仲裁程序的合法性和公正性。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仲裁协议有效的构成要件主要包括明确的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仲裁事项具有可仲裁性以及仲裁协议的形式合法。在体育仲裁中，当事人应当在仲裁协议中明确表示愿意将纠纷提交体育仲裁委员会仲裁，仲裁事项应当属于体育仲裁的受案范围，仲裁协议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如在合同中订立仲裁条款或单独签订仲裁协议书等。只有满足这些要件，仲裁协议才具有法律效力，体育仲裁程序才能顺利启动。

　　国浩文化传媒与体育产业业务委员会暨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合伙人白显月在接受律新社调研时表示，在立法过程中，关于体育仲裁的管辖范围曾引发广泛讨论。事实上，体育法最初的修订草案并非现行版本，其最终形态是经部分专家或相关立法者调整后形成的。此举旨在避免体育仲裁与现行法定司法管辖权——如劳动仲裁和商事仲裁——产生混淆或冲突，防止出现管辖权重叠等问题。以足球领域为例，因其资金投入巨大、球员转会身价高昂而备受关注。足球运动员与俱乐部之间的纠纷往往具有复合性，并非单一的工作合同争议。这类工作合同本身即区别于普通劳动合同：足协章程中称之为“工作合同”，而非“劳动合同”。其特殊性在于，若完全适用劳动法规定的赔偿标准（如远低于球员实际价值的赔偿金），球员显然无法接受。足球运动员的商业价值与社会认可度远超普通劳动者，其保障水平也远非劳动法所能涵盖。此外，纠纷还可能涉及肖像权、赞助合同等复杂内容。肖像权问题已超出普通劳动合同范畴；赞助合同则具有商事合作性质，可能涉及球星衍生品开发（如纪念品、运动装备）或商业品牌代言等。若将不同层面的争议拆分至不同机构处理（如工作合同诉诸劳动仲裁、商业赞助诉诸法院、肖像权诉诸体育仲裁），显然不切实际。不同机构裁决结果可能不一致，且无法综合考量案件全貌。因此，整体性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更为适宜。此类工作合同具有显著特殊性，其适用的诸多规则与劳动法相悖或未被劳动法覆盖，应交由专业机构处理。唯有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的专家方能深刻理解足球领域的独特性——该领域存在许多劳动法专家难以理解或接受的原则与标准。劳动法中诸多禁止性规定在体育领域亦不可行。因此，相关争议必须交由专业仲裁机构处理。国际上也普遍由体育仲裁机构一揽子解决此类纠纷。

　　通过构建“行业自治-仲裁裁决-司法监督”的三级处理机制，可以充分发挥不同纠纷解决机制的优势，实现对职业体育纠纷的有效解决。行业自治可以充分发挥体育行业内部的自律作用，通过行业协会的调解、纪律处罚等方式，解决一些轻微的纠纷。仲裁裁决则可以利用其专业性和高效性，解决一些专业性较强的纠纷。司法监督则可以确保仲裁裁决的合法性和公正性，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种三级处理机制的构建，有助于维护职业体育领域的秩序，促进职业体育的健康发展。

　　针对数据权利登记难题，应推动地方政府开展数据确权登记试点，建立全国统一的体育赛事数据权利登记平台，明确数据采集者、加工者、使用者的权利边界，并通过标准化登记流程发放权属证明，为数据交易提供合规基础。同时，制定《体育赛事数据分类分级保护指南》，区分公共服务类数据（如全民健身数据）与商业类数据（如赛事转播数据），明确不同类型数据的保护强度与流通许可模式——原始数据流通需经采集主体授权，衍生数据流通则需兼顾开发者知识产权与公共利益，实现数据安全与利用效率的平衡。

　　新《体育法》在权利确权与纠纷解决机制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为体育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治基石。展望未来，随着体育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需要进一步破解“规则落地最后一公里”问题。通过跨部门协同，加强体育部门与其他相关部门在政策制定、执行和监管等方面的协作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强化行业自律，充分发挥体育行业协会在规范行业行为、维护行业秩序等方面的作用；推动技术创新，利用数字技术提升体育产业的运营效率和管理水平，构建“确权有依据、交易有效率、纠纷有解法”的体育法治生态。这将有助于促进体育产业的健康发展，提升体育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为体育强国与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推动我国体育事业在法治轨道上实现高质量发展。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