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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美国社会的“斩杀线”现象引发广泛讨论。“斩杀线”一词源于网络游戏，指的是游戏角色的生命值等指标低于临界值时，会被视为失败、强制退出。而近期围绕美国流浪汉等社会现象的讨论，让这一游戏概念被化用到了社会领域，不仅折射出许多普通美国人面临的高风险生存状态，也隐含了各国公众对传统“美国梦”叙事的质疑乃至反讽，揭示出美国社会“一旦个体底线失守，便可能被系统性地排除在基本社会保障、机会与尊严之外”的冷酷逻辑。

　　在收入与福利保障方面，许多美国家庭收入微薄、保障不足，陷入制度性的“穷忙”状态。收入上，美国联邦最低工资自2009年7月以来未曾上调，过去15年间因物价上涨，其实际价值已缩水30%。保障方面，美国主要依赖雇主福利或州级立法，零工等非传统就业者缺乏基本保护。明尼阿波利斯联储2023年数据显示，在各州参保的失业者中，平均只有29%实际领到失业保险金。基本生存保障的缺失，制度性地造就了规模庞大、抗风险能力极弱、在“穷忙”中挣扎的事实底层。

　　此外，美国司法系统对个人社会轨迹的影响具有“不可逆性”。一方面，犯罪记录会带来终身性的制度排斥。有前科者在求职、获取专业执照等关键环节面临系统性的法律与政策障碍，重新融入社会的路径几乎被阻断。更关键的是，司法过程本身也会因经济能力差异导致截然不同的结局。审前阶段，无力支付高额保释金的被告不仅会失去自由，还可能丢掉工作与家庭支持；经济优势者则可轻易避免此类“未判先罚”。即便这或许并非制度初衷，但如今这条司法“不可逆线”已客观上成为一套筛选并固化经济的系统。

　　一是借助“机会平等”的神话与上升通道叙事，不断向个体灌输“持续加注就能翻盘”的观念，使系统风险被感知为个人竞赛，将不满导向内向反省而非制度质疑。二是“分而治之”。通过种族、地域、犯罪记录等精细标签，系统性地将区隔进不同的政策类别与道德评判框架，以高度分割阻碍其形成共同的苦难认知与阶级身份认同，瓦解集体行动与阶级政治的可能。三是责任转移。美国福利制度长期处于策略性的“半存在”状态：医疗是商品，住房是投资品，教育是风险投资。通过将基本生存权深度金融化，美国政府得以从普遍保障的责任中抽身，将风险定价与分配交由市场。于是，个人困境顺理成章地被归因为“选择不智”或“缺乏规划”，而非制度保障的缺失。

　　美国社会的“斩杀线”现象，不仅暴露出制度性风险的积聚，更是其深层文化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双重延伸。历史上，新教伦理强调勤勉与自我负责，将贫困与失败视作个人无能乃至道德瑕疵，这也为美国“社会不提供普遍兜底”提供了部分理论依据。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则将淘汰弱者视为“自然法则”，历代政策在医疗、住房、福利等领域的实践，均呼应了这种“弱者自负”的理念。可以说，二者共同构成了当今美国“低容错社会”的文化底色。（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